1982年12月5日，北京朝内大街一座筒子楼里，背负43年汉奸骂名的一代才女关露，在得到昭雪，并完成了回忆录以及纪念老上级潘汉年的文章之后，一把过量的安眠药，便化作游魂，飘然而逝，唯留给人间一声长叹与一段凄美哀怨的故事。

  当年才华横溢，与丁玲、张爱玲齐名的上海滩才女，为何不能“生如夏花之灿烂，逝如秋叶之静美”，这不能不说是时代的悲剧，也是关露个人的悲剧。

  同年12月18日，由文化部和中国作家协会召开的关露座谈会上，一批老文化人情绪颇为激动。

  “她是一个好人，一个善良的人，但直到她生命结束，方被人提起，才受到表扬。这也是一个教训。”

  “关露是可以让我们尊重和敬佩的女诗人，忠诚于党的事业的优秀党员，坚强勇敢的好战士。

  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她不怕艰难险阻，敢于深入虎穴，降伏敌人，不惜牺牲个人的名誉地位，虽身败名裂而在所不计，为抗日救亡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像她这样一生经历了那么多苦难坎坷曲折离奇的身世的人，在中国妇女界是少有的，在中国文艺界更是少有的。”（《关露啊关露》，《经济观察报》2010年2月5日；柯兴《魂归京都——关露传》，群众出版社1999年版）

  “为了党的事业，在特殊的战场上，关露献出了自己最美好的年华，甚至于牺牲了爱情和家庭。

  她应该是革命的功臣。但解放后两次入狱及后来孤独凄凉的生活，使她含冤委屈地离开了我们。”

  关露原名胡寿楣，原籍河北宣化县，1907年出生于山西省右玉县一个没落的官僚家庭。

  她的母亲早年受过新式教育，在母亲的教育和影响下，关露阅读了大量古诗，从此爱上了文学。

  1930年，关露在欧阳山主办的《幼稚》文学周刊上发表小说《余君》《她的故乡》等，后经介绍，加入上海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

  日本侵占东北三省，关露积极参加上海左联的抗日活动，在“一·二八”淞沪抗战的战场上，关露向士兵们朗诵自己创作的反帝战斗诗篇《故乡，我不能让你沦亡》。回去的路上，丁玲说：

  “关露的诗，听来这么感动人，因为她的诗是用心作出来的，她是用心在朗诵！”（柯兴《魂归京都——关露传》）

  经过抗日运动的烽火洗礼，1932年春，关露在上海加入了地下党，任上海妇女抗日反帝大同盟宣传部副部长。

  1933年丁玲被捕，周扬接替丁玲任左联党团书记，关露接替丁玲的创作委员会工作。

  多年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译者梅益，还记得1936年第一次见到关露的情景：

  清晨，在上海法租界环龙路家中，关露身穿一袭曳地白色长裙，手拿书本，很优雅地坐在一张扶手椅里。他这个才从北平来的文学青年，整个谈话过程中一直双手扶膝，连椅背都没敢靠。

  这个时期，关露又结识了胡风等许多进步文人。她也认识了鲁迅先生的夫人许广平， 她们的交往给当时的青葱少年周海婴留下了记忆：

  “在我的印象中， 关露大约25岁上下， 高挑的身材， 烫发， 面貌一般， 谈吐和蔼可亲， 看不出叱咤风云革命女士的外貌。她和母亲有来往， 很谈得拢， 她和抗日的妇女界人士有交往。” （周海婴《一张关露的照片》，《中华读书报》2001年2月14日）

  关露结识了一位志同道合的左翼社会科学家沈志远，他热烈地追求她。1932年冬天，他们结婚了。

  但不久两人发现彼此性格、兴趣差异太大，关露又对党的事业太执着，不愿意有一点分心。1935年春天，关露第二次堕胎后，他们便彻底分手了。

  1937年关露应电影导演沈西苓之邀， 为白杨、赵丹主演的电影《十字街头》写作主题歌《春天里》（贺绿汀谱曲）：

  《新旧时代》是一部自传体中篇小说，《上海妇女》半月刊隆重推出这部作品，边写边连载。1940年由上海光明书局出版。

  据统计， 在孤岛上海，关露曾在多种刊物上发表过作品， 著有诗歌、散文、小说、杂文、评论、译作等多达260 多篇（部），这在当时战乱的环境中是非常不易的。

  关露在诗中写道：“宁为祖国战斗死，不作民族未亡人。”这一名句使关露被文人称作“民族之妻”。（郝在今《中国秘密战》，作家出版社2004年版）

  1937年，抗战全方面爆发，国共实行第二次合作。中央情报部在延安详细研究上海情况，认为汪精卫特工总部负责人李士群是可以争取的人物。

  李士群是浙江遂昌人，曾在上海大学就读，并参加领导的革命运动，旋到苏联留学。

  1932年被中央组织部调查统计科（中统前身）逮捕，自首后任调查科上海区的情报员。

  1933年5月，打狗队刺杀上海警察局督察长陈晴，李士群涉嫌被捕，被关押两年，受尽酷刑，虽然自首，也对中统埋下深深的怨恨。

  李士群早有怨恨，现在更不肯陷入危险，就到香港面见日本驻港总领事中村丰一，又由中村推荐，开始为日本情报机关工作。

  由于他在日本人策划汪精卫叛国投敌的活动中出过不少力，受到土肥原和影佐祯昭的赏识，李士群与丁默邨合伙在上海极司菲尔路（今万航渡路）建立了汪伪在战时沦陷区最大的特务机关“特工总部”，李出任总部副主任、主任，不久又爬上了汪伪警政部长、调查统计部长、江苏省省长等职，地位显赫。

  “一直发展到与汪伪实际上的二号汉奸周佛海一争高低、分庭抗礼的地步”。（尹骐《潘汉年的情报生涯》，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李士群是个投机人物，哪边都想留条后路。他在政治上实行在日、汪、蒋以及之间走钢丝的策略。

  尽管他在汪精卫政府贵为江苏省长，却依然与中统保持秘密联系，还试图联络。

  1939年秋，李士群通过关系向传递信息，表示将尽可能为、为抗战做一些有益之事。

  方面对李士群“狡兔三窟”之计当然洞若观火，但抗战有必要了解日伪的重要活动情报。坐镇香港的潘汉年及时抓住李士群传递的信息，谋划情报网，会部同意了潘汉年的计划。

  李士群因怕被日伪和方面怀疑，指名道姓地提出把熟人胡绣枫（关露的妹妹）安排到他那里，作为与的联系人。

  后来，李士群被捕，其怀孕的妻子叶吉卿就住在胡绣枫家里，李士群出狱后全家又在胡绣枫家里住了一段。

  就在李士群夫妇最危险的时候，胡绣枫尽心营救，热情款待，因此被李士群夫妇视为救命恩人。

  胡绣枫此时正在重庆、湖北宜昌等地从事上层的工作。周恩来认为胡绣枫是自己身边必不可少的地下党员，不能够满足李士群的要求，感到很为难。

  胡绣枫在向南方局说明情况时，谈到姐姐关露也与李士群相熟，建议由关露代替她。

  1939年深秋的一天晚上，上海情报工作负责人刘少文收到一封从重庆发来的由签署的密电：

  刘少文向关露介绍，是中央南方局常委，分管统战与军事情报工作。小廖就是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

  在香港听了潘汉年的介绍，关露才明白组织上交给她的是一项特殊而又重要的任务。

  现在想派你去他那里，不是要你代表党和他谈话。而是利用你们过去的老关系，派你去看看，听听，摸清李士群的真实思想动态。把你看到的，听到的，汇报给我们，并在适当的时候对他做些策反工作。（柯兴《魂归京都——关露传》）

  关露脑子里面激烈地斗争着，她深知这项任务的特殊性和艰巨性，但想到抗日大局，想到员要服从组织，最后她还是以一种“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答应了。

  “有两点请你千万要注意：一点是，你在李士群那里只能用耳朵和眼睛，不要用嘴巴。另一点是，以后有人说你是汉奸，你可不要辩护，一辩护就糟了。”

  “你回上海后，我会马上派专人负责和你联系的。以后有啥状况和问题，你同他直接联系就行了。”（尹骐《潘汉年的情报生涯》）

  关露回到上海之后，吴成方（化名张大江）奉潘汉年之命去找关露，通知她尽快到李士群那里开展工作。以后就一直由他与关露单线联系。

  关露也许意识到今后与别人很难再有正常交往的机会了，便特意与养女抱着她家的小狗去照相馆照了一张相，并约许广平到环龙路的寓所见了一面。

  “这天上午，母亲带我去探望她……她已经迎了下来。身边有一位小姑娘，比我长二岁光景，十三四岁吧，脚下跟着一只卷毛巴儿狗，得颇温顺。

  关露住的房子是朝阳的，铺陈简单，有一般住宅较少的双人沙发椅。看不出活泼的小姑娘住在哪里……

  这次和母亲的相晤似有告别的意思，欢愉的交谈里含有一丝凄楚，我是不能明白的。

  之后闪闪烁烁地听到不利她的言谈，说她投身于日寇。从此以后，母亲不再提到她……”

  关露执行这次任务，蒙受“汉奸文人”的误解，后来又因潘汉年案牵扯而被捕入狱。

  1996年12月，胡绣枫在接受《关露传》作者柯兴采访时，一脸的负疚神情：

  “我不该把我姐姐认识李士群的事情告诉潘汉年，到76号李士群那里，本应我去，结果却让我姐姐代我去了。

  去76号和后来受牵连遭罪的也都应该是我，可都让我姐姐代替了！我这一辈子都觉得对不起我姐姐。”

  李殷勤地带关露参观了几处牢房和审讯室，又认为关露这位名作家不宜在76号工作，有辱名誉，于是每个月派车来接关露，到76号去一两次，与李士群夫妇一起喝茶、吃饭、打牌、聊天。

  关露回到住宅就及时整理自己在李家的所见所闻以及李士群有意透露给她的情况，通过吴成方向潘汉年情报系统报告。

  李士群对关露很是照顾，每月送给她200元钱，逢年过节还要给双倍的钱。就这样关露与李士往了近两年。

  l941年秋，关露有两个月没去，李士群派人接她到76号，直截了当地指出关露是奉潘汉年之命来到76号的，并指正她的真实身份：

  你妹妹胡绣枫是，你也是。蒋介石这些年可把害苦了，也把我李士群害苦了。在反蒋这一点上，我们是殊途同归。

  这些年我抓了哪个？杀了哪个？我要真的残杀过，还敢再找潘汉年吗？

  说到底，我找潘汉年，是想为抗日为民族做点有益的事情，说我想为自己留条后路也可以。

  李士群表示，如果老朋友需要，钱、、日本的情报，都能帮忙。（柯兴《魂归京都——关露传》）

  此后，李士群便有意无意地向关露透露一些敌伪的军政动态，关露也从与阔太太们打牌中获取了不少有价值的情报。

  1942年2月初的一天，与关露熟悉的袁殊打电话给她，叫她到霞飞路的卡夫卡斯咖啡室。在那里，她意外地见到了潘汉年。

  潘汉年、于1939年冬奉命组建华南情报局，并由潘统一领导指挥香港上海的各系统情报组织。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占领了香港和上海，上海彻底沦陷。潘汉年的情报指挥中心也转移到上海。

  潘认为，关露此次深入76号匪巢核心，成功策反李士群，为潘汉年进入76号会见李士群铺平了道路。

  见到当年特科的领导潘汉年，李士群再三声明，愿意为抗日做些工作，希望得到的谅解。

  会谈中，李士群向潘汉年提供一份重要情报，就是日本人即将在苏北对新四军军部进行较大规模的“清剿”、“扫荡”，并将有关军事行动计划详细告知。潘汉年表示谢意。（柯兴《魂归京都——关露传》）

  关露深入汪伪特工总部两年，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在解放区和日本占领区之间，一时往来无阻。

  但日本人得知李士群与发生了联系，内斗失利，1943年9月李士群被毒死。

  1942年，关露离开76号后，向吴成方表示，希望组织上能让她到延安或是苏北新四军根据地，直接参加抗战工作。吴说这个愿望是好的。

  但想不到组织派给关露更为艰巨的任务：进入日本文化界，扮演汉奸文人的角色，为搜集日本方面的情报。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加紧对华侵略，日本军部在中国网罗了一批汉奸文人，办了很多中文刊物，进行文化侵略。

  社长是一个叫佐藤俊子的日本女作家，中国名字叫左俊芝。她富有自由民主思想，有一些日本朋友。

  他们现在要找一名中国编辑，组织上决定派你去，是希望你能接近佐藤，通过她再接近一些日本人士和日共党员，搞到一些日方的情报材料。

  在员无条件服从党的工作需要的组织信条下，关露牺牲了自己的名誉，进入《女声》杂志，担任小说、剧评和杂谈的编务。

  她尽可能宣传较隐晦的而对人民有利的东西。凭多年的工作经验，她刊登了很多暗含反战爱国色彩的文章。

  关露也以笔名在《女声》上发表了长篇小说《黎明》及大量散文等作品。《女声》的销售量达到了每月6000份以上，有好几次达到了万份。

  关露一面搞好编务，一面把收集到的情报资料送给地下党。她严格地执行了党的指示。

  1943年8月，日本要在东京召开第二届“大东亚文学者代表大会”，佐藤俊子通知关露：她被日本领事馆指定为大会“代表”，让她去东京开会。

  会议筹备期间，关露曾同吴成方谈过这件事。吴认为如能直接去日本一趟，会看到和听到许多有用情报。

  因为当时在中国的日共领导人野坂参三与本国领导人失去了联系，希望能够通过老朋友秋田恢复与他们的联系，恰好佐藤俊子给关露介绍的日本朋友中就有秋田。关露再一次上路了。

  1945年4月，一直关心和保护关露的佐藤俊子因脑溢血去世，关露接替了《女声》总编辑的职务。

  《女声》历时3年多，成为上海沦陷期间一份有影响的妇女刊物。日本投降后，《女声》随之解体。

  这样，关露和袁殊等人一起，于10月30日秘密到达了淮阴新四军根据地，逃过了的迫害。

  初到解放区，关露认为一切都能重新开始了。她没料到还会遇到一连串意想不到的麻烦：误解、怀疑、委屈，并且继续付出代价。

  当时正逢新四军整风运动进入审干阶段，关露6年来在敌伪营垒的经历，再加上没有转来组织关系，自然成了需要严格审查的对象。

  到达淮阴的第三天，她就被送到城郊的板闸教育学院接受审查。关露的精神受到刺激，大病一场。

  回到苏北解放区，关露想重拾热情继续创作。她将自己对党的追求写成一首诗，交给《新华日报》副刊。

  正在攻击我们收容了一批汉奸，我们这张报纸是面对上海、南京一带的，那里的读者只知道关露是‘汉奸文人，并不知道她是做策反工作和情报工作的。

  如果我们的报上出现署关露名字的作品，就会在群众中造成不好的影响，有人就会以此为口实攻击我们，所以我们要慎重行事。”

  更让关露痛苦的是，她接到恋人王炳南的来信，竟是一封绝交信。当然，这并非王炳南的本意。

  关露与王炳南相识于1938年初。后来王炳南离开上海，去了武汉，在周恩来身边从事抗日救国工作。

  离开上海前夕，王炳南见关露的住处已遭战火毁坏，就请她到自己在上海的家里来住。不久关露便收到王炳南的来信，信里还夹着他的一张照片，照片背面写着：你关心我一时，我关心你一世。

  对于王炳南，周恩来曾说过这样的话：炳南不仅是我的左右手，也还是我的耳朵和嘴巴呢！抗战胜利后，到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王炳南是秘书。对王炳南说，你是我们的“王外长”！虽是戏言，却也足见领袖对王炳南的器重。（郭娟《关露啊关露》）

  王炳南与关露鸿雁传书，寄托相思。l946年初，政府从重庆还都南京，王炳南随同周恩来为首的中央代表团也到了南京，住在梅园新村，担任代表团第二副书记兼发言人。

  他决定到苏北淮阴去找关露，并在动身前按组织原则向周恩来、汇报。周、邓先是同意了，但在第二天王炳南即将登上飞机前一刻，又赶到机场将他留了下来。说：

  “恩来和我反复研究，认为关露是个好。但由于她的这一段特殊经历，在社会上已造成不好的名声，群众以为关露是文化汉奸，而你又是长期搞外事工作的，群众都知道你是。如果你们两个人结合，将会在社会上产生不好影响，对你的工作不利。你考虑一下是不是这样？”

  王炳南对关露的爱情，虽然实在是难以割舍，但是为了顾全大局，他又不能不毅然决然地忍痛割爱。

  于是，他给关露如实地写了一封断绝爱情关系的信。（ 柯兴《魂归京都——关露传》）

  华中局组织部长曾山得知关露曾经带病从淮阴来到淮安，要求派人把关露接来见面。

  关露将自己六年来战斗在敌人营垒里的情况作了详细汇报。曾山充分肯定了她的工作，批评了她的联系人不及时向组织上沟通，并安排她住院治病。

  妹妹胡绣枫此时在上海为姐姐四处奔走，请有关领导为关露写了组织关系和证明材料。

  “上海方面负责人谈话，表示关露是员，参加‘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是进行地下工作，为日本领导人与日本之间传递信件。”

  他迅速将报纸和自己写的证明寄往淮阴。有了这些材料，关露的心情逐渐好起来了，组织关系也恢复了。

  1949年7月，关露参加了首届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见到了许多旧时的朋友。同年，关露调到中国铁路总工会文学创作组从事专业创作。

  1951年，她刚出版的小说《苹果园》被文化部电影局负责人陈波儿看中，要她改编成电影，并把她调到电影剧本创作所工作。

  但好景不长，1955年，因“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案”，关露受到牵连，被捕关押在功德林监狱，除了写交代材料就是枯坐。

  两年的折磨，她的精神又濒临崩溃。狱中大夫说她装疯卖傻。（郭娟《关露啊关露》）

  1957年2月，公安部作出《对关露问题审查结果与处理意见的报告》。报告指出：

  “关露在接受组织任务到敌伪机关期间，并未积极为党工作而是公开地为敌人工作，起了汉奸的作用。

  但由于她与组织还未断联系，也未曾发现她有其他罪行，所以也不能予以汉奸论处。

  时任中国人民副总参谋长的李克农，早年在上海从事情报工作时认识关露，得知她出狱后在北京的处境，即写信给公安部要求解决关露的党籍和工作问题，罗瑞卿批示安排办理。

  不久，电影局领导找关露谈话，说你没写出啥东西，身体也不大好，组织上决定让你提前退休。那年，关露刚50岁。

  退休后，关露在香山买了套房子，担任了香山街道的党支部书记，并开始了长篇传记文学《党的好女儿刘丽珊》的写作。刘丽珊也是地下党员，在革命斗争中照顾过关露，后来壮烈牺牲。

  1960年代初，政治环境一度较宽松，关露希望能继续为党工作，就给中宣部写报告要求“归队”。中宣部批转文化部处理，文化部将她安排到商务印书馆。

  1967年7月，由康生、直接领导的“中央专案三办”，以“潘扬反革命集团案”为由，逮捕关露。

  在秦城监狱，关露蹲了8年，吃尽苦头。直到1975年5月才被释放出狱。她的健康彻底被摧毁了。

  粉碎“”后，关露一面继续养病，一面积极向党中央写申诉材料，要求对她的特殊经历进行复查，还历史以公正面目。

  l982年3月23日，在潘汉年昭雪之前，关露得到了彻底。她从心底深处松了口气。

  12月，完成手头文章后，她带着一身清白，带着传奇般的经历，悄然离开人间。

  在潘汉年昭雪一年之后，公安部又于1983年8月22日做出了《关于关露问题的复查结论》：

  在日本特务机关所办的《妇女月刊》杂志社任主编，是情报工作的需要，是由党组织派去的，不是“进行文化特务活动”。

  王炳南在悼念关露的座谈会上说，我认为，让一个已经驰名的左翼作家去当“文化汉奸”，在群众中造成不好的影响，现在看来这样安排是不够妥当的。

  也许关露早在进入76号之前，已准备好献身革命了，只是她没想到，后面还有非常长的路。

  中央组织部派人向躺在病床上的关露宣读了决定：关露的历史已经查清，不存在汉奸问题。……撤销和推倒强加于关露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

  “决定”还撤销了过去对她的审查处理报告：“关露在接受组织任务到敌伪机关期间，并未积极为党工作，而是公开地为敌人工作，起了汉奸的作用。”

  43年的汉奸骂名，10年牢狱，终于昭雪。7个多月后，1982年12月5日，关露在完成了回忆录以及她的老上级潘汉年的纪念文章之后，服安眠药自杀。

  在悼念关露的座谈会上，夏衍说了这样一句线年关露内心一直非常凄苦。她的死必有原因。”

  胡绣枫和“76号”日伪特务头子李士群之妻叶吉卿曾是复旦同学，并且有恩于叶吉卿，欲利用这层关系策反李士群。

  妹妹胡绣枫当时恰巧另有任务，于是1939年秋，就像电视剧《潜伏》中的“翠平”，阴差阳错，姐姐关露被派去了“76号”。

  多年后，胡绣枫告诉《关露传》的作者柯兴，“我不该把我姐姐认识李士群的事情告诉潘汉年。去‘76号’和后来受牵连遭罪的也都应该是我，可都让我姐姐代替了！”

  关露的外甥女李稻川向记者出示了关露的遗嘱。遗嘱立于1975年关露出狱之后。

  “我自己没有儿女，只有三个外甥女儿，名叫李康将、李妙庄、李稻川。我生病时和生活上遇有困难时，她们都给我各方面的照顾。

  因此，我也把她们当成我自己的女儿……如果我的心脏停止跳动，我的生活资料、香山东宫村2号房屋等都归我的三个外甥女儿所有。”

  香山东宫2号是关露1975年出狱后用补发的工资买的。这是一座带小院的平房，条件简陋，连自来水都没有，但遍植绿树香花。写作饿了，关露就端个凳子站在枣树下，现摘现吃。

  1978年深秋，关露的老朋友去香山，还能看见她在跑步，“身体轻健而匀称”，虽然跑得很慢。但1980年“五一”节的一次中风夺走了她的健康。

  为了便于看病，通过多方努力，文化部终于借了一间宿舍给关露。在朝内大街203号的一座筒子楼里，一楼，阴面，一面墙紧挨公共厕所，因受潮白灰脱落。冬天暖气不热，另生一只煤炉。地面是坑洼不平的土地。两张折叠床，一张是关露的，一张是保姆的。

  关露搬来后不久，屋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在作协工作的萧阳。萧阳听说关露孤身一人很可怜，“连保姆都欺负她”，就打抱不平来了。

  她首先张罗替关露换了个保姆。新来的是一个胖胖的安徽小保姆，叫金正英，老实温和，关露很满意。

  萧阳还托人找来一位大夫帮关露按摩了一段时间。大夫认为，关露的疼痛主要是心理上的，不是生理性的，他无能为力。

  1982年5月，小屋中又来了一位客人，是关露早年的结拜姐妹陈慧芝。已退休的陈慧芝愿意来陪伴关露，帮她整理回忆录。

  陈慧芝自带生活费住了过来，帮关露领工资，交党费，记账，改善伙食，还督促关露多起来活动。

  关露出狱后，关系转到文化部，只拿打了折扣的生活费，直到后才发全工资。给她定的是文艺11级，当时她的外甥女婿已是文艺3级。

  关露出狱时补发了1万多块钱工资。她给了李康将2000块，并且到处托人给李康将的女儿李若幼买了一架二手钢琴。这架钢琴其实音不准，从来就不能用，但直到今天，它还摆在李康将家的客厅里。

  有时候，陈慧芝的女儿姚光光也来看母亲和“五姨”。她和记者说，“五姨”给她的印象是文弱，特别“静”，说话慢声细语，老喊疼。她记得有一次关露让她帮忙买一块泡泡纱做短袖衫，还让她替自己也买一块，说是“算我送你的”。

  大家还给关露买了一个洋娃娃，小金替娃娃做了一件背心、一条短裤。关露很高兴，把娃娃放在枕头边，替娃娃盖上被单，有时抱起来看看。

  十一二平米的小屋，挤进3张单人床和最简单的家什之后，实在是连一张小书桌都放不下了。

  陈慧芝只能靠在床上写，让关露心里很不安，希望能多一间房，写过几次申请，但房子一直未能解决。

  解放后33年间，除了《苹果园》和狱中诗，她没有发表过一部作品。第一次出狱后写的长篇小说被抄家抄走了没有下落，第二次出狱后她曾经雄心勃勃要“大写特写”，但中风让这个希望成为泡影。

  这天上午，客人来访的时候，关露正在擦拭刚洗完的头发。她坐在折叠床边，室内唯一一把旧木椅放在床前当脸盆架。

  进来的是作协副主席丁玲和她的秘书王增如。“她抬起一双眼睛惊恐地望着我们。”仔细端详了好一阵，才哽咽地问道：“丁玲！你是丁玲大姐吗？”王增如后来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真的吗？我盼的就是这一天！我中风后几次想到死，可一想到汉年的冤狱还没，泼在他身上的脏水还没洗干净，我就想，我得活下去，我得替他等到那一天！”

  她到李士群那里做卧底做的联络和摸底工作，正是为潘汉年亲自出马铺路，也才有了潘汉年后来被李士群诱骗到南京见汪精卫之事。这未经请示也不敢汇报的见面，终于埋下大祸。

  1955年，潘汉年因“汉奸”“日本特务”等罪名被捕，关露作为这一“反革命集团”的成员被捕，两年后出狱，不给结论，并被勒令退休。

  1967年，“文革”开始后，关露再次受“潘案”牵连，在秦城监狱关了8年。

  1982年，“潘案”在陈云和的过问下终获，惠及于她。但潘汉年已含冤死于劳改农场。

  丁玲表示要帮关露解决住房问题，而且说做就做，当天就去找作协秘书长，建议用关露香山的房子在城里换一套单元房，而且立刻返回关露住处把房子有望解决的好消息告诉了她。

  据关露的外甥女李康将和李稻川对记者说，确实给了一套三居的单元房，但关露没要。

  对此，丁玲后来说了这样的话，“她的性格在重重压力下扭曲了，使她什么都怕。怕搬到作协宿舍后文化部不再管她，怕上医院看病时要不到汽车……”

  陈慧芝是每周日照例要回自己大女儿家，关露一定早已选择了这个时机。她不动声色，只待回忆录完工。

  关露告诉陈慧芝，说明天有老同学会来看她，开车来，还带保姆，可以给他们做饭，所以给小金放假一天。

  陈慧芝提议她再跟老同学打电话确认下，关露坚持不用，说已经约定了。“她知道我爱吃鸭子，她来时还带一只鸭子给我吃呢。”

  这一部分主要写的是李士群，题目叫《我在潘汉年领导下为新四军做了一点李士群的工作》。

  关露说：“好，你念我听，把稿子定下来，再抄一份给梅益。他看完还要转给夏衍看看，再给上海市委寄去。”

  关露几次给梅益打电话，说有事托他帮忙。两天前的12月2日，梅益来了。关露告诉他自己在写回忆潘汉年的文章，还有关于李士群的材料，整理好后就给他送去。

  梅益注意到关露床头的塑料娃娃，感叹写作对于她真是件吃力的事，“不仅因为病痛，还因为没有桌子”。

  多年后，这位《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译者，还记得1936年第一次见到关露的情景：

  清晨，在上海法租界环龙路家中，关露身穿一袭曳地白色长裙，手拿书本，很优雅地坐在一张扶手椅里。他这个才从北平来的文学青年，整个谈话过程中一直双手扶膝，连椅背都没敢靠。

  李稻川对记者回忆，关露穿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两手叠放在胸前，像睡着了一样，脸色苍白而平静。小床头柜上放着一杯水，两个小药瓶，碗里还有两个煮鸡蛋。

  李稻川的感觉是难以置信，从没听过关露抱怨过一句。他们不相信是自杀，报了警。公安机关调查后的结论是服安眠药自杀。

  本想给关露守夜，但天实在太冷了，就锁上门，所有人都走了。只有那个洋娃娃陪伴着关露。

  柯兴写《关露传》时，在领导支持下查了很多内部档案。他在书中披露，信封里有一张老照片。

  那时，她家住在重庆“曾家岩50号”的周公馆对面，“王伯伯”隔三岔五在晚上偷偷跑来，连小孩子都知道他是来打听关露消息的。王炳南是个“老陕”，高个子，小寸头，穿一身黑中山装，很利索。

  那时王炳南刚和德国妻子安娜分手，关露也有过一次短暂婚姻。和王炳南恋爱，是关露一生最美好的时光。

  李稻川是在抗战胜利回到上海后，在关露的小屋中见过王炳南这张照片的。那时，关露因在惩治汉奸的名单之中，已被党组织送到淮阴新四军中。

  “那时每星期有一次班机到淮阴，我曾想搭乘飞机去看她。领导上临时决定不让我去，说因为她名声不好。”

  王炳南还说，让一个已经驰名的左翼作家去当“文化汉奸”，在群众中造成不好的影响，现在看来这样的安排是不妥当的。

  1982年12月16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简单地举行了关露的骨灰安放仪式，因为是自杀，没有致悼词。